在史蒂芬·列维特著名的《魔鬼经济学》里，每个故事都基于他的实证研究。他是个极度聪明的经济学家。可是做经济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他的那些实证研究没有一个不存在致命缺陷，他所有的结论事后都被更仔细的研究推翻了。

每期《焦点访谈》开宗明义的一句话是：用事实说话。但是谁能告诉我，什么叫事实，什么是事实的真相？我不是要评论《焦点访谈》，我只想说点简单的事情。

请问现在的房价贵吗？贵！

有多贵？是有点贵，很贵，非常贵还是特别贵？请问有点、很、非常和特别，几个副词有什么区别，如何界定？

我注意到，世界上大部分的抬杠都起于对事实的不同语言描述，其原因之一是语言的不精确性。极端地说，有些事实，如果仅用语言描述，是永远不可能清楚到没有任何歧义的。你说房价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0％，上涨了50％是一个清晰的事实。而你个人的感受和判断，譬如你认为房价变得有点贵或者非常贵，不会影响50％这个数字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时候“用数字说话”比“用事实说话”更能反映事情的真相。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一件事情：在里根时代，他曾经领导一个由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士共同组成的养老保险改革小组。民主党和共和党对于如何改革养老保险有极大的分歧，他们对事实的解读也完全不同。于是他立下规矩，在讨论任何一件议题之前，必须让所有人形成对相关数据的共识。首先，数字是没有党派的，对数字的共识比较容易达成；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这样做可以避免很多人利用出众的口才把黑的说成白的，从而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但是，用数字说话就行了吗？不行，远不行！我们姑且不讨论经常遭受置疑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们假设所有的数据都是精确的。如果仅用数字就能敲打出“真相”，那么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应该是统计学家，世界上最重要的机构应该是统计局。

数字的问题在于它仅仅是数字，如果你不会分析，不会比较，数字永远只是死硬的，不会提供真相。我相信每个受过严肃经济学训练的人都会同意，世界上绝大多数“用数字说话”的实证经济学文章都或多或少存在争议。在史蒂芬·列维特著名的《魔鬼经济学》里，每个故事都基于他的实证研究。他是个极度聪明的经济学家。可是做经济学研究的人应该都知道，他的那些实证研究没有一个不存在致命缺陷，他所有的结论都在事后被更仔细的研究推翻了。我手上就有一本2008年2月的《经济学季刊》（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的经济学杂志），里面的倒数第二篇就是批判列维特著名的“堕胎合法化导致犯罪率下降”的文章，最后一篇是列维特的回应。看过《魔鬼经济学》的读者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列维特和他的合作者发现，美国90年代的犯罪率骤然下降和美国70年代的堕胎合法化有直接联系。理由是堕胎合法化减少了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生的孩子的数量，而这些孩子更容易走向犯罪之路。列维特把事情交代得简单清楚，故事也不错。但是，关键的观点所基于的实证分析回归是一个错误的回归，因为它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交叉项。有没有这个交叉项，结论全然不同。如果加入这个交叉项，列维特的发现就不复存在。虽然这不能完全证明列维特的结论是错的，但至少表明他最初提供的证据是站不住脚的。列维特在回应中强调：犯了这样的错误很没面子，但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公布原始数据和程序，这个错误根本不可能被发现。言下之意，我们并不是故意犯下这个错误。之后，列维特又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一系列修补，再次论证他的发现是对的，虽然不像原来的研究中那么显著。我也觉得列维特的故事很吸引人，只是事实的真相显然不像他原来描述得那么黑白分明。

什么是事实的真相？哈佛大学的校徽上有一个拉丁文词：Veritas。意思是Truth，很多人把它翻译成真理，其实翻译成真相也可以。

也许，事实的真相才是人类的终极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