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存在的重要基础不仅在于我们自己，也系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的短视，实际是在破坏我们自己存在的基础，所以短视的真正后果可能远比我们现在能直接观察到的结果更坏。

能给《纽约时报》写专栏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很厉害的，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但我个人最喜欢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还是大卫·布鲁克斯。

有一天，布鲁克斯在专栏里讨论一件虽然几乎不可能发生，但却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术语上，这叫做思想试验）：如果在地球的一个半球上，比如西半球，听有人都突然失去了生育能力，这将意味着什么？

布鲁克斯极度悲观，他预言：在那个失去生育能力的半球上，社会将瓦解，而且无法通过从另外一个有生育能力的半球“进口”人口避免社会瓦解。原因并不复杂，如果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在几十年后将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种群将不复存在，那么他们现在就会选择放弃，从而导致社会瓦解。同样，虽然新移民有生育能力，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正在融入的社会在几十年后将不复存在，他们就不会有动力继续融入，因此新移民不是避免社会瓦解的办法。

我觉得，具体的结论是什么并不重要。每个人都可以畅想这种“不可能发生”的情形，但是所有的畅想都不可能得到验证，谁猜得对谁猜得错，不可能彻底分出胜负。

我喜欢这个思想试验，它将我们作为一个人群，多么关心自己后代这件事情放到一个极端的情形下考虑——完全没有后代，然后再拷问：那些尚未谋面、尚未出生的后代对于我们，对于已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群而言，意味着什么。个人可以选择是不是繁衍后代，是不是关心后代，但这个思想试验，绕过了个人选择，拷问的是整个人群。

我不了解布鲁克斯写这篇专栏的用意，但是我认为，他提出的问题和答案，对于我们讨论全球变暖、环境保护和财政赤字等问题都非常重要，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事情的后果是由我们的后代承担。人类的行为在很多时候出奇的短视，如果布鲁克斯想的是对的，人类社会存在的重要基础不只在于我们自己，而且也系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的短视，实际是在破坏我们自己存在的基础，所以短视的真正后果可能远比我们现在直接观察到的结果更坏。比如，全球变暖最后破坏的不只是环境和气候，而是整个人类社会。

我们已经给尚未出生的后代留下了太多包袱，从恶化的环境、变暖的气候到枯竭的资源、巨额的债务，是时候来拷问自己：如果没有后代，我们的存在还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