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维持欧元区的稳定，欧洲有两个选择：一是加快一体化，彻底淡化国界，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国界，使得政策间的不一致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释放，比如人口的迁移，投资的流动和货物的流动，换句话说就是加速走向一个类似于联邦制的国家；二是更加严格地要求各国执行具有一致性的宏观政策。

蒙代尔和克鲁格曼都是诺贝尔奖得主，得奖时间前后差了不到10年。按辈分说，蒙代尔算是克鲁格曼的师祖，因为蒙代尔是多恩布什的老师，多恩布什是克鲁格曼的老师。但是，蒙代尔是固定汇率的粉丝，克鲁格曼则恰恰相反。

蒙代尔的思想之子——欧元，最近出了一点麻烦。欧元区的几个国家，比较著名的是希腊，因为财政上的巨大缺口，出现了债务危机。克鲁格曼在他著名的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中，曾经生动地描述过，货币（大幅）贬值也许是像希腊这样花了过头钱的国家的宿命。但在欧元区里，一国的货币贬值在技术上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欧元瓦解，否则就没有单国货币贬值这件事情。可以说，克鲁格曼的末日情景偏偏遇上了师祖的连环计。

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维持汇率不动是有代价的。以希腊为例，既然财政上有个大窟窿，那就得把这个窟窿给生生地填上。如果允许货币贬值，那就可以通过贬值降低进口，增加出口，从而帮助填补这个窟窿。可是现在这个选择不存在。结果只能通过财政的方式来填补。问题是，究竟由谁来填这个窟窿呢？选择其实并不多：希腊人自己或者欧元区的其他国家，再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填窟窿是要付出真金白银的。德国和法国的纳税人会问：我们凭什么勒紧自己的裤腰带给希腊前几年的纵酒狂欢埋单，凭什么我们65岁退休，还要借钱给希腊，给那里55岁就退休的公务员发放退休金？希腊人会说，让我们自己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这就意味着希腊必须在深度削减开支同时增加财政收入——砍工资，砍养老金，砍教育经费，砍医疗还有大幅增税，哪一件都是要把老百姓搞上街的。

好在希腊并不算大。救希腊对德国、法国和整个欧元区而言，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从2010年5月公布的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贷款的协议看，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在3年内出资1450亿美元，帮助希腊度过暂时的危机，但最终希腊还是需要通过增税和大幅削减开支，包括军费支出来还债和填上财政缺口。

希腊发生的事情让单一货币和不同国家不一致的政策之间的张力得到了十分彻底地显现，以至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答应出钱救希腊的时候还很不情愿地说：“我们当初接纳希腊作为欧元成员国，现在看来那时的条件并不成熟。”《华尔街日报》甚至把这种张力称作欧元的“原罪”。而且这种“原罪”并不会因为希腊被救便从此消失。这一次事情出在希腊，下一次事情还不知道会出现在哪个国家。

想要维持欧元区的稳定，欧洲有两个选择：一是加快一体化，彻底淡化国界，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国界，使得政策间的不一致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释放，比如人口的迁移、投资的流动和货物的流动，换句话说就是加速走向一个类似于联邦制的国家；二是更加严格地要求各国执行具有一致性的宏观政策。事实证明，后者的难度很大。希腊没有实现自己加入欧元区时的承诺，甚至在自己的数字上作了假。

欧元区如果不消除自身的“原罪”，以蒙代尔和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两派截然不同的对于汇率的观点会一次又一次地碰撞。这一次也许是蒙代尔勉强胜出，下一次孰胜孰负，可就未知了。

(1)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1986年发生在前苏联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反应堆事故。该事故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站事故，也是国际核事件分级表中唯一的第七级事件，是人类和平利用核能过程中的巨大技术灾难。致使数千人受到强核辐射，数万人撤离，对环境的破坏无法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