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绝望的人去做绝望的事，即便符合市场原则，也不符合基本的社会伦理和社会公正。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最基本的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也许是当前世界上最著名的电视新闻节目。它每周日晚上播出，每期一个小时，并因此得名。2009年和2010年，它两次播放了一个相当震撼的报道，Wasteland（垃圾场，或者更文绉绉地翻译为“荒原”）。故事讲述的是美国的电子垃圾如何通过香港走私进入中国内地，特别是汕头的贵屿镇，在那里用最原始的方式分拆。其中有用的部分被回收，剩下的含有大量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的部分，则被简单的堆积或者焚烧。小小的贵屿镇因此成为了地球上可能最毒的地方之一，被《60分钟》称为“电子废物的切尔诺贝利”。⁽¹⁾在贵屿镇，孩子体内的含铅量超过正常水平很多倍，妇女流产率高得离谱，癌症发病率也已经高得惊人。

让整件事情更加复杂的是，尽管整个运作链条都是非法的，它同时违反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美国三个地方的法律，但是三个地方对这件事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是贵屿镇：整个运作完全是自愿和自发的，即使是那些最直接的受害者——在贵屿镇进行电子废物回收的人，尽管知道自己从事的工作对身体不好，但仍然在做。《60分钟》记者问他们为什么要继续从事这样的工作，他们的回答很简单：来钱容易。换个方式说，在贵屿镇发生的事情，是市场不受管制而自然出现的结果。

不是所有对当事人有害的工作或者事情，都应该由政府或者法律禁止。我们没有禁酒，没有禁烟，没有禁止熬夜，没有禁止坐着不运动，没有禁止只吃肉不吃蔬菜，因为这个世界还存在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个人最终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即便这个选择可能会伤害他自己。对于贵屿镇的垃圾处理事件，禁止意味着剥夺很多人的谋生之路，而这些人恐怕是最需要钱的人。

我不支持贵屿镇正在发生的事情，相反我是极端反对的。我只是为了说明过度的“父爱主义”会造成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和“通向奴役之路”，个人的自由和市场的边界，并不是一目了然、黑白分明的。而我为什么极端反对贵屿镇上的电子垃圾处理？难道这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不是各得其所的、帕累托改进的交易吗？不，我觉得不是。

最简单的一个理由是外部性。贵屿镇发生的事情，对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污染，损害的不仅是参与者的健康，还有那些非参与者的健康。少数人挣钱，是以属于大家的环境遭受破坏为代价的。我们不允许乱扔垃圾，当然也不能允许贵屿镇那样疯狂的污染。

但我以为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看似“自愿”的选择，其实是在不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它们根本不是所谓的自愿选择。我正好读过一本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书，书中记录了上百个人对事件的口述回忆。在他们的回顾中，有一个主题始终在重复：生活在那个地区的人，那些被派人污染区“清理”的人，绝大多数都不知道辐射是何物，更不知道辐射最终带来的危害有多么可怕。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说：辐射？看不见啊，喝一瓶伏特加应该就没事了。很多人，甚至连官方发放的口罩和手套都不带，就直接在反应堆附近清理。而前苏联官方，以防止恐慌为由，从来没有向他们以及其他人民告知真相。我也许很武断，但我相信，那些贵屿镇的工人，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知识水平还不足以让他们真正明白，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对自己、家人以及周边的人将造成多么深的伤害。更直白地说，他们是被钱骗了才做着一份他们并不真正理解的工作，就像那些为了三倍的工资而去切尔诺贝利清理废墟的人。我需要说明，去切尔诺贝利清理的人中间有英雄，他们知道风险，但仍然义无反顾，作为个人，他们是伟大的。但更多的人，属于不知情者。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伦理和社会公正。《60分钟》对那些自愿从事危险工作的人作了如下解释：绝望的人做绝望的事。没错，他们从事这份工作，很大原因是他们太需要钱。让绝望的人去做绝望的事，即便符合市场原则，也不符合基本的社会伦理和社会公正。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最基本的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虽然基本的尊严和权利，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定义和内涵。

贵屿镇事件，是一个市场经济不受干预而失败的典型案例。让我们记住这个名字，记住这个竟然和切尔诺贝利挂上号的中国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