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认同和疏离竟然是因为同一件事情。迟早有一天，单纯的增长将不能再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那时，就是挑战中国模式的时刻。

北京朝阳公园的西门是一个灯红酒绿的地方。2008年的夏天，在我和谷主看完了奥运会前半段的比赛回美国的前一天，一个朋友请我们到那里的八号公馆吃饭，既是见面，又作饯行。回家的路上，谷主对我说：怎么现在那么多人都能一年挣几十万、上百万的？谷主有此番感慨的原因是我们的那个朋友收入很是不菲。我给了谷主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如果一个人一天三四个电话坚持要请你吃饭，除了关系特别铁以外，这个人多半也混得不错。我的意思是说，在北京做东请我们吃饭的朋友，并不能反映普通人群的状况。

其实，在国内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见了好些年入几十万、上百万的朋友。我知道他们其实还不算是挣大钱的，因为他们都还在替别人打工。但我们也见过父母和已经成年的孩子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夏天澡都没地方洗的进城务工人员。我知道他们其实还不是最困难的，因为他们都还有工作。我们看了美轮美奂的奥林匹克公园，还有边上那个号称七星级的盘古酒店，据说这个地方的房价2008年的时候就超过6万一平方米。我们也去了时间似乎停止的小山村，老人靠在墙边，注视着“奇装异服”的谷主和我。

回到美国后，我在电视里看NBC直播奥运会的男子马拉松，这是奥运会的最后一块金牌。那次马拉松的特点是，在闷热的北京，第一集团的运动员在用异常高的步频领跑。NBC的解说员一直在惊呼，如果大家都这么跑，肯定有不少人要休克。那时那刻，我想到了中国，中国不就是一个正在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马拉松的国度吗？跑在最前面的人在用不可思议的速度前进，但整个队伍却拉得很长，很多人还远远地落在后面。

严格的说，中国和马拉松还不太一样。马拉松好歹是个公平的竞技场，中国还远不是。而且，即便我们消除了所有的不公平，让所有人都从同一个起跑线起跑，所有人都遵守一样的规则，中国恐怕还会是一个越来越异质化的国家。很多人觉得中国在两极分化，觉得中国的身材越来越变成哑铃形。虽然吸引眼球的往往会是最穷的和最富的，但我觉得中国其实不是在哑铃化，而是在水桶化——你在任何一个阶层都会找到大量的人群。

很多人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公共政策来逆转这种异质化的趋势，比如说帮助弱势群体，比如说反哺农业，比如说促进地区平衡，我很怀疑这些政策能够真正地改变这种趋势，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该做这些事情。

异质化，是悬在中国头顶的一个巨大问号。我想不出来任何一种已知的制度，能够保证一个异质的社会充满和谐，民主也好，威权也好。异质与和谐，几乎就是一对反义词。你把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放在一起让他们生活，不管是他们投票决定家庭大事，还是一个人说了算，大概都不能解决和谐相处的问题。和谐，只能来自于某种认同，某种宽容，而在一个异质化的人群中，认同和宽容又从何而来呢？

过去到现在，我们的认同是基于高速的增长，因此大多数人都怀有希望。但恰恰是高速的增长，让我们越来越异质，这就是一个悖论——我们的认同和疏离竟然是因为同一件事情。迟早有一天，单纯的增长将不能再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那时，就是挑战中国模式的时刻。

我在焦虑地等待新的共识的出现，中国也许是到了需要一个自己的启蒙者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