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享受着人口红利（事件一），也许享受的太多，以致产生了一个词叫“溺爱”；同时，孩子们又被要求为未来的人口负利做准备（事件二），一个孩子要承担祖辈、父辈的全部希望，也许是太多的希望了，不是有句流行的话叫做“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吗？

2008年7月7日，我和谷主从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乘坐美联航直飞北京的航班回国探亲。我们在国内住了一个多月，先到北京，然后到合肥老家探望我的父母，之后再去谷主的老家探望她的父母，最后再折回北京观看奥运会，一个美好而充实的假期。

虽然距离上次回国只有半年，但这次到北京的感受还是十分不同，想来自然是奥运会的缘故。过去，每次回国降落到首都机场，我的注意力都会被远处那个庞大无比、正在建设中的三号航站楼吸引。而这次，当我和谷主步入已经投入使用的三号航站楼时，不禁想起《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它的开篇这样写道：

如果西方人在离开飞机进入北京机场的新航站楼时感到震撼和迷惑，那是可以理解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宏大，更是因为那种无法摆脱的感觉：你正经过一个通向另一世界的关口，那是一个强烈地追求改变的世界，这个世界把西方国家留在了尘埃之中。

围绕着北京奥运会，中英两种文字的报道时时刻刻展现着两个不同的中国。中文媒体上几乎是清一色的正面报道，而英文媒体则恰恰相反，有不少负面报道。在我回国前两天，《纽约时报》还曾大篇幅地报道美国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中国间谍案。那个故事其实早已是“旧闻”，只是在这个时间发表这样一篇报道，其时机的选择的确耐人寻味。

也许你只有通过亲临，才能对奥运之年的北京做出自己的判断。北京的变化，对于我这个在北京生活过多年，即便出国以后至少会半年回一次北京的人而言，仍是处处可见的。说一件小事情吧：我和谷主在北京见了一些朋友之后，坐飞机回合肥。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出租车沿着北京东郊的五环路北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面的西山和北面的燕山。也许是那天的天气特别好吧，但考虑到在奥运以前，我在东五环上看不清东四环的建筑、在北大看不到西山的经验（在民国时期，北大的西门可以开门见山），北京的空气质量显然有长足进步，即便这种进步可能只是暂时的。

到了合肥，我们从机场坐车回家，谷主在车上跟我妈说，合肥建了好多新楼啊。我妈说：再过20年，合肥的房子估计要多得没人住了。我们就问为什么。我妈说：“现在都是计划生育，20年之后，老头儿老太太们都死了，这么多房子谁去住啊？”我听了之后心里想：这可是沃顿商学院鼎鼎大名的安迪·阿贝尔教授一篇著名论文里的观点，谁能想到竟然从我妈妈口中说出来了。阿贝尔说的是美国的股票市场：在“二战”之后的十几年，美国生育率大幅提高，出现了所谓的婴儿潮，这代人在工作的时候，需要为退休进行储蓄，因此购买了大量的股票，从而造成美国股市数十年的牛市。但是等婴儿潮一代退休之后，他们就会逐步卖出手里的股票，而接盘的人口又没有那么多，因此美国的股价会逐步下降。如果阿贝尔的理论是对的，那么等待美国股市的很有可能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大熊市。

我妈说的是房市，但道理和阿贝尔说的大同小异，都是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对此我没有太多高深的看法，但最近又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两件事情：

●事件一：

我坐在一家饭店里吃饭，对面桌上坐着两个老太太、一个年轻的女人，以及一个看上去三四岁大的小孩。应该是一家人，一个是孩子的外婆，一个是孩子的奶奶，一个是孩子的母亲，三个人伺候一个人吃饭。我心里想，这就是人口红利吗？人口红利的意思是一个经济体，如果总人口数一定，那么赡养率较低时，人均收入的增长会较快。用大白话说，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干活的人多，不干活的人少，那么这个经济体的活力会高一些。好吧，三个人干活，一个人吃饭，这样的人口红利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事件二：

我早上起床去买早点，看到一个老奶奶送孙女上学。孙女走在前面，奶奶在后面拖着一个带轮子的书包。那种书包我很熟悉，是博士生们比较喜欢的。如果你有特别多的书需要经常在图书馆、办公室和家之间转移，用这样的书包比较方便，因为它特别能装，而且可以在地上拖着走，不费力。我认识的不少“破万卷书”的博士生们都有这么一个包，可是我眼前的这个小女孩，不过三四年级的样子，竟然就需要这么一个包。

这是我看到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另一个侧面：孩子们享受着人口红利（事件一），也许享受的太多，以致产生了一个词叫“溺爱”；同时，孩子们又被要求为未来的人口负利做准备（事件二），一个孩子要承担祖辈、父辈的全部希望，也许是太多的希望了，不是有句流行的话叫做“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吗？

中国的计划生育，人为地制造了一个相当奇特的人口结构。当前和过去十几年，中国的人口分布基本上算是一个菱形，不能干活的老人和孩子都少，正在工作的中年人多。也就是两头小，中间大。这种“工作的人多、不工作的人少”的人口结构，是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种菱形的结构，很快会随着人口老龄化变成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形，到那时支撑中国社会的，将会是这些今天被三个人同时喂饭，又背着博士才用的大书包的孩子们。

我觉得这是不健康的，很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