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排放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工业化进程，因此中国减排的弹性和空间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即便没有任何新的技术突破，通过从高排放工业向低排放工业转型，通过采用已有的更先进更清洁的技术，中国都可能实现大幅度的减排而不妨害经济增长。可以说，中国在这个几十万亿的新市场上天生具有“比较优势”。

写此文时，世界各国的代表正在哥本哈根商讨全球变暖的对策。如果全球的领导人真的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那大概会是人类历史上用和平方式实现的最大规模的利益分配。是的，应对全球变暖，是一件“关天”的大事，而这背后最大的症结就是利益。

全球变暖，可以看成老天爷给人类开出的一张罚单，推动近现代经济增长的便宜且容易利用的矿石燃料，被科学证明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目前的现实是，人类必须得为自己的排放埋单。就像原来倒垃圾不要钱，堆得多了，就必须得雇人清理一样。至于抑制全球变暖所需要的成本，取决于人类下多大的决心遏制全球变暖——比如说究竟只是减缓变暖的速度还是要彻底逆转变暖的趋势。根据耶鲁大学的诺德豪斯教授估算，该成本的现值可能会在几万亿至几十万亿美元之间。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那事情就变得相对简单了，不管多大的成本，最终都要由这个国家来承担。但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国情历史大不相同，这张巨额的罚单究竟如何在各国之间分配，就成了全球变暖问题的谈判最核心的问题。所有国家，做出的任何减排承诺，最后都会有一张价格标签，承诺的越多，价码就越高。

事情还远没有这么简单。虽然对整个人类而言，遏制全球变暖会带来额外的经济成本。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原来可以花在别处的钱，现在必须用来治理排放。但这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几万亿到几十万亿的崭新市场。对具体的国家而言，谁的排放成本最低，谁发明了最高效的替代能源，对谁来说就意味着实质性的机遇，中国尤其如此。

首先，中国的减排成本应该是排放大国中相对较低的。和发达国家的高排放已经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不同，中国的高排放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工业化的进程，因此中国减排的弹性和空间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即便没有任何新的技术突破，通过从高排放工业向低排放工业转型，通过采用已有的更先进更清洁的技术，中国都可能实现大幅度的减排而不妨害经济增长。可以说，中国在这个几十万亿的新市场上天生具有“比较优势”。如果中国在未来的全球减排条约中不承担过度的义务，做得好了，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成为一个“减排”的净出口国，换句话说，那些减排成本更高的国家付钱给中国购买减排的成果。

接下来就是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新能源不仅能够降低自身减排的成本，那些占领制高点的国家，还可以通过出口技术和产品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的制造业早已具备了用最低的成本将技术变成产品的能力，在生产方面中国不惧怕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即便从新能源技术上说，中国也并不落后，在电池、太阳能和电动汽车等领域，中国甚至还有一些自己的优势。如果把价格和激励机制理顺，比如让传统的煤和电的价格更充分地反映真实成本，包括环境成本和安全成本，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整件事情对美国而言则有着相当不同的意义。美国的减排成本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开大车，住大房，住在远离市中心的郊区，已经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里面没有一件是节能的，也很难改变，特别是房子。而作为世界上无论用人均、历史累计或者总量衡量都数一数二的排放国，美国毫无疑问必须在任何有实质效力的国际减排条约中承担最大份额的减排义务，这个义务应该不会少于总减排量的20％，也就是几千亿到几万亿美元的额外成本。因此对美国而言，发展新能源，是一件没有太多选择的事情，否则未来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会受到沉重减排成本的拖累。和后发国家不同，美国没有成本优势，也没有国家可以模仿，只有通过发明最好的技术，才可能在新能源领域具有竞争力，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可以在遏制全球变暖的问题上更高姿态一点。机遇都是一样的，但我们面对的挑战却比美国要小多了。

但问题的关键是排放的权利如何划定？在就全球变暖问题进行的辩论中，谁来减排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不需要由政客和政府来决定。由减排成本最低的国家或者行业进行减排，在任何一个运作良好的减排框架内——总量控制和交易也好，排碳税也好——最终都会实现。这其实是科斯定理的一个自然延伸。不要觉得科斯定理是20世纪中期的理论就因此老掉了牙，在总量控制和交易方案的背后，是科斯他老人家的真知灼见：只要产权，更具体地讲就是排放的权利，被清楚地定义了，市场就能够找到最有效率的减排方式。

为什么会这样？这里讲一个我个人的故事。

我刚开始学经济学的时候，做关于科斯定理的作业。题目是这样的：一个宿舍住六个男生，其中有一个人抽很多烟，让剩下五个人都吸二手烟。请运用利斯定理，缓解这个问题。

事实上，存在无穷多权利分配的方案，可以在科斯定理的指引下，缓解这个问题。但有两个极端的方案特别有趣。

方案一：定义在宿舍里抽烟是每个人的权利，如果想让一个人不抽烟，那可以通过补偿这个人的方式实现。

方案二：定义宿舍里的每个人都享有清洁空气的权利，如果一个人想在屋里抽烟，那也可以通过补偿其他人的方式实现。

数学证明，这两种方式最终都能取得让那个抽烟的人少抽烟的效果。更严格的说，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完全相同的减排效果。但方案一意味着宿舍里剩下的5个人必须出钱，让抽烟的那个人少抽。而方案二则意味着，那个抽烟的人必须出钱才能抽烟，从而自然而然地减少抽烟。

两种方案进行对比不难看出，从最终的减排结果看，这两种权利分配方式并没有太多不同。但从真正的利益分配上说，二者则有天壤之别。全球变暖问题上的利益分配，比这道作业题稍微复杂那么一点点。

现在的情况是，那6个人中，有2个人（欧美）已经抽了一整天，现在总算消停一点，但问题是整个屋子已经被弄得乌烟瘴气；然后第3个人（中国）突然开始大口猛吸一种劣质烟，把屋子搞得更加乌烟瘴气；剩下的3个人（亚非拉）正在学抽烟，但还没怎么抽过。

从减排的角度说，最重要的目标恐怕是让那个抽劣质烟的少抽一点，也就是中国需要控制排放。同上面的例子一样，也有无穷多的权利分配方式可以实现这个结果。

一个方案是：定义所有国家都没有继续加强排放的权利，而且必须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0％，如果要增加排放，则必须从别的国家购买。这个方案当然会导致中国控制排放，因为如果中国多排放，就要花高昂的代价从别的国家购买。但从利益分配的角度说，中国会是输家，亚非拉也会是输家，而欧美则会是相对的赢家。毕竟，增量的排放已经主要来自于中国和亚非拉，欧美的排放已经很稳定，并开始减少。这样一个方案，等于让正在发展的中国和亚非拉出钱购买更多排放的权利。

还有一个方案是；定义每个地球人都享受一样的排放权利。这个权利就是，比如说，1990年全球人均排放量的80％。当然，仍然可以通过花钱的方式购买配额。这个方式一样可以实现让中国控制排放，因为不少国家会发现，在中国关闭一个高排放企业的成本要比在发达国家关闭一个已经很环保的企业成本要低得多。他们很可能会愿意出钱从中国买排放权利，而中国则进行投资，关闭高排放的企业从而相应减排。这个方案的最大受益者会是亚非拉，因为那些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要远低于1990年全球的人均排放量，他们有大量的排碳权可以出售，而欧美则会是最大的输家，他们的人均排放量比1990年全球的人均排放量要高出很多。

再有一个方案就是：不看增量，而是看累计量。我们确定到2050年，地球能够容忍的温室气体的总量，然后把这个总量按照国家的大小，比如说人口数，分配到各个国家头上。如果你累计的排放量已经超过了这个份额。那就不光是减排的问题了，而是要把自己过去排放的给吸回去，否则就必须出钱从其他国家购买份额，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份额，那就还可以继续排放，或者把份额卖给那些需要的国家。这个方案很明显地会让欧美成为更大的输家，因为他们累计排放得更多，而中国和亚非拉显然会得益。

这里只是几个例子。你可以设想无穷多的分配方式，如果执行起来，一样都能实现减排。而且最终实现的减排中，一定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中国实现的，毕竟中国是最大的排放国，也是最有弹性实现减排的国家。但这里面的利益分配却是截然不同的，这才是关键。

在减排面前，地球人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在利益面前，每个国家都是自利的，否则就不用谈判了，大家各自使劲减自己的排放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