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倡议春运期间大幅提高票价的人（包括过去的我）都不应该忘记：市场分配的结果，虽然也许是最“有效”的，但却未必是有人情的。忘记车票提价的分配后果，是一个重大的疏漏。在更多人开始享受便捷的高铁时，他们也不应忘记，高铁的更便捷是以另一些人的更不便捷为代价的。

2009年圣诞和新年假期之间，单位里格外清闲。不过我和我的法国同事还在努力工作，为即将到来的又一次远行做准备。这天，一个英国同事突然闯进来，对我们说，确切地说是对我说：“你们中国那个武广高铁通车了，你们的高速火车挺气派。”然后，这位无事可做的英国同事又非常严肃地跟我们讨论，为什么中国选择了武广段这一地形相对复杂的路线修建第一条远程高速铁路，他觉得选京沪线似乎更合理一点。我们之后又讨论了中国的高铁技术究竟是自己发展的还是从国外引进的。后来，我回国从知道内情人那里了解到，整个京沪高铁，虽然通行于平原地带，但几乎还是完全选用了桥梁的方式贯穿全线，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用钢筋混凝土托在半空中的铁路，这么做是为了节约东部地区非常珍贵的土地。

既然说起了中国的高速铁路，我就跟两个同事讲了“被高速”的事情，这个很有中国特色的被动语态表明不是所有人都对高速铁路感到欢欣鼓舞的。高速铁路的票价更高，挤压了普通火车的数量，最后增加了不少人的出行成本。而对很多人而言，时间是相对不重要的，舒适度是相对不重要的，钱才是相对重要的。因此“被高速”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抱怨，对于这一点，我认同，我的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一天的英法同事们也认同。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不是所有的市场都存在“被高速”的问题，应该说大部分市场都不会存在。我们很少听到有人抱怨“被豪华饭店”或者“被高档汽车”，毕竟这些东西存在充裕的替代品，去不起豪华饭店，买不起豪华汽车，并不妨碍人们去不豪华的饭店，买不豪华的汽车。而和这些市场不同，在远途交通方面，铁路的中低端替代品比较少，供给也受运力限制，这才有了“被高速”的问题。如果有好的替代品，坐不起高铁的人可以选择别的交通工具。如果供给没有限制，那也不会存在高速列车挤出普通火车的情形。

“被高速”只是一个更广泛问题的缩影——就是有限的资源（在这里是铁路运力），如何在一个收入差距日渐拉大的人群中分配。每年都会谈到的春运票价恐怕是这一问题的最好体现。很多人，包括过去的我，可以很轻易地说，春运问题最后是一个价格问题。把价格提高到足够的水平，春期间火车票紧张的情形就可以完美地消除。所谓刚性需求的说法，自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把车票提高到1万元一张，火车站门口肯定门可罗雀。但上面的这个想法，忽略了一个极度重要的维度：通过给火车票提价来减少客流，挤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群。很明显，不会是那些收入良好，不在乎几百块一千块钱的人群。最后被挤出的，除了那些本来就不是特别想回家的人，更有可能是低收入的人群，这里恐怕主要是农民工。当然，从控制人流的角度，提价绝对不是一个坏主意。但从平等和公正的角度出发，这就很难评价了。为什么收入本来就不高，一年到头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最后在春节回家团聚的事情上也要做二等公民？也要被挤出？也要为更有支付能力的人群让路？

“被高速”反映的是十分类似的情况。对于收入良好、对舒适度和速度要求更多的人群，高速铁路的开通的确是个好消息，它对这一人群而言是飞机的一个很好的替代品。但对那些希望省钱的人而言，高速铁路也许就是个坏消息了。因为在开行高速列车之后，普通列车的数量会下降。这些人当然可以选择替代的交通方式，比如长途大巴，但对中远途的旅客而言，铁路还是更方便、更安全的方式。因此，“被高速”反映的一个侧面，仍然是收入高的人群挤出了收入低的人群。

也许有人会说，这就是收入低的命运。穷的意思就是住不上房、买不起东西也回不起家。要是都花得起，那就不是穷人了。这句话很难听，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真的，也说明很多问题的解决最终将归结为如何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但不管怎样，低收入的人总会存在，而人类社会是有文明的，不应该只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所有倡议春运期间大幅提高票价的人（包括过去的我）都不应该忘记，市场分配的结果，虽然也许是最“有效”的，但却未必是有人情的。忽略车票提价的分配后果，是一个重大的疏漏。在更多人开始享受便捷的高铁时，他们也不应忘记，高铁的更便捷是以另一些人的更不便捷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