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哥本哈根的全球变暖峰会，是一场混乱和充满戏剧性的峰会。在谈判桌上讨论的，是地球的未来，而在谈判桌下角力的，却是赤裸裸的利益分配。《减排的关键在于利益如何分配》想说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中国一定要积极参与全球变暖的谈判，因为谈得好了，中国极有可能成为受益者；二是仔细分析了为什么全球减排其实是在分配利益，这里面的利益就是排放权。从很大程度上说，怎么减排是个技术问题，并不是最难的；谁来减排是个效率问题，也不是最难的；谁拥有排放权是个利益问题，这才是最难的。

中国高速公路的高收费是个被很多人抱怨的事情。国内的过路费多而杂，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中美两国的“买路钱”》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中国高速公路的高收费同时也伴随着中国高速公路爆炸式的增长，这就让你不得不意识到，高收费未必不是一个拉动基础设施进步的手段。我对比了一下中美高速公路的收费情况，然后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中国的高收费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等到路都修好了，成本回收了，中国极有可能也会像美国那样进入低收费或者不收费的状态。

《小排量汽车未必节约能源》想要论述的是，因为人的行为受激励影响，因此想要真正实现节能，恐怕不能只减少单个汽车的排放量，还是要改变人的行为和其背后的激励。小排量汽车能够节能的前提假设是，不会有更多的人买车，买车的人也不会更多地开车，但这两个假设都不成立。小排量汽车因为购车成本低，使用成本也低，最后反而可能鼓励更多的人买车、更多地开车，其结果是消耗掉更多能源。

《“被高速”和春运票价》从一个侧面讨论了一个分化人群会面临的问题。高速铁路本身是一件好事，但却引起了一片“被高速”的抱怨。从中可以看出，同样的事情对不同的人群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味，这和春运期间火车票价该不该涨的争论反映的是同样的问题。

《被群殴的水价大实话》讨论了上调水价的问题。从很大程度上讲，这和火车票该不该涨价的事情有点相似。但不同的是，还是存在比较简单的经济机制，可以保证水价涨了，但低收入人群并不会因此加重生活负担，而且也不需要政府或者供水企业贴钱。

人为地压低价格并不能改变“物稀”的本质。相反，这只会使得“物稀”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有一段时间，网上的一个大字标题很吸引眼球——“水价涨声四起，专家称不能因有人喝不起水就不涨价”。这句话不出意料地遭到了群殴。我当然不至于幼稚到假装不懂为什么这样的观点会遭到群殴，但我必须得说：这是一句大实话。

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经济问题，最根本原因在于“稀缺性”。如果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估计就不需要经济学这门学科了，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矛盾也会不复存在。即使不用经济学，老百姓也明白“物以稀为贵”的道理。一件东西如果稀缺，那在别的条件等同的情况下，它的价格自然会高，价高是物稀的反映。当然，你也可以人为地把这件东西的价格定得很低。但是请注意，人为地压低价格并不能改变“物稀”的本质。相反，这只会使得“物稀”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的时候，让全国人民免费吃大食堂。粮食虽然不要钱，但并没有改变粮食不够吃的现实，相反还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根据一些学者研究，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第一年之所以那么困难，和大食堂阶段浪费太多是分不开的。

中国很多城市的水价偏低，这是一个不需要高深的知识就能想通的事实，你看看大多数中国城市水的供需压力就可以知道。就拿华北地区说吧，这个地区本来就缺水，现在又有大量的人口涌入，工业、农业、居民的用水量都在大增，不缺水才奇怪呢。我碰巧向北京市发改委的一名官员了解过北京缺水的情况。他告诉我北京地区因为大量抽取地下水，使得地下水位正以惊人的速度下降。他说地下水抽完之后，就不知道新的水源在哪里。我想，这大概就是国家花巨资南水北调的原因吧。自那次交谈以后，我每次想到北京都会不自觉地感到“渴”。如果真的让水价反映北京实际的供需状况，那北京的水价远不应该是目前这个水平，而是应该在一个让大多数人觉得浪费一点水都心疼的水平。而维持北京的低水价和相应的高耗水状况，只是在透支未来而已。北京也生活着穷人，但水价应该多高和有没有穷人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和水的多少有关系。北京地区的水不会因为这个地区还有穷人，就自己生出来。

但水价确实会对穷人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穷人恐怕是最不会浪费水的人群，但却可能是受水价调高影响最大的人群。但仔细想这件事情就会发现，这里面最关键的原因还是穷。因此，让穷人喝得起水的最好方法不是从价格上入手，而是从收入上入手。如果上调水价能够伴随着一定的对穷人的收入补偿，一方面可以让那些真正浪费水的人在用水的时候知道心疼，另一方面也不至于让穷人喝不起水。

那怎么才能又提水价，又让穷人喝得起水呢？事实上，经济学里早就提供了很简单的答案。存在一种机制，使得你既可以提高水价，又让穷人的生活不受影响，且不用政府或者供水企业出一分钱来补贴穷人。这样的机制其实还不少。一种方式是，每个家庭每个月可以有一定的免费用水额度，比如说每人10吨或者20吨，具体的量需要根据情况测算。超过这个量后，每吨水10元、20元或者50元，总之把价格定到供水企业不会亏损且用水量得到有效控制的水平。这个方案既可以保证一个家庭的基本用水，同时能惩罚那些用水太多的家庭，而这样的家庭很可能是收入较高的家庭。

另一个方案稍微复杂一些，但是也许是更好的方案，即一次性地把水价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比如说35元一吨，每个家庭用多少水就得交多少钱。自来水公司收了钱扣除成本之后，再把多余的钱按人头平均返还给居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吨水的成本是5元，水价定在每吨35元，一个家庭用了20吨水，另一个家庭用了60吨水。这样自来水公司收的水费就是（20＋60）×35＝2800元，去除（20＋60）×5＝400元的成本，还剩2400元。这2400元按人头平均返还，意味着每个家庭都会拿回1200元。结果，用水少的那个家庭相当于只付了20×35＝700元，却拿回1200元，净赚500元，而用水多的家庭则净付出60×35－1200＝900元。这个机制的好处是，用水量低于人均用水量的家庭能赚钱，而高于人均用水量的家庭要多付钱，这样可以极大地促进所有的家庭都节约用水。而鉴于高收入家庭的用水量在整体上会多于低收入家庭，最后低收入家庭不仅不会因水价提升而增加经济负担，还能够通过节约用水得到额外的收入。

开篇的那句大实话没错，不能因为有人喝不起水就不涨价。但如果采用了聪明的政策，是能实现既涨了水价，又让人喝得起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