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这个数据本身没有任何信息量，因为不去登记的人是不统计在内的，它和国际上通行的失业率统计方法大相径庭。其次，这个数据几乎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就业情况没有任何相关性。

通常我一觉醒来，黑莓手机里总会躺着10～15封电子邮件，大部分是我睡觉期间收到的关于亚洲市场的报告和投行报告，其中大多数是关于中国的。我一般会躺在床上把这些电子邮件快速地浏览一下。看邮件、洗脸刷牙再吃早饭，几乎是我每天早晨雷打不动的三件事情，而且顺序必须如此。我实在没法忍住先看邮件的冲动，因为在我睡觉期间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我的诱惑力实在太大。

2010年3月一个星期五的早上，我收到的信一下子多出了好多封。通常这意味着出大事了。打开一看，原来都是关于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

于是我找来《政府工作报告》细读，并特别关注当中的经济部分。严格说，报告里没有什么新闻，主要的政策导向已经被反复说过多次。报告里的提法、用词和语气都没有变，没有太多让市场兴奋或者失望的东西。不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角，没有新闻可以是好消息，也可以是坏消息。

于是我把关注点转移到一些数据上。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在强调，人民代表大会不是橡皮图章。如果真的不是，那人大就应该审议一些具有约束力的文件。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人大不是吗？代表大政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算都需要人大审议通过，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文件，怎么能说没有约束性？下面我就从一些很小的方面开始讨论。

温总理的报告里提到了不少数据，比如2010年GDP的增长率目标是8％，通胀率要控制在3％以内，财政赤字1万亿元出头，信贷增长全年保持在7.5万亿元，登记的失业率保证在4.6％以内等。

把这些数字一个个看过去，你可以发现不少问题。先从经济增长率说起。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政府能够控制经济增长率，那也许就是中国政府。问题是，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设定增长率目标为8％，这使得8％这个数字几乎已经没有任何信息量了。2009年的8％还提供了些政策信息，因为在年初的时候，很多人担心中国的增长速度会放缓，8％至少表明了一种政策的决心。但到了2010年，即便是悲观的预测也认为中国能增长9％，乐观的更觉得能增长两位数，因此8％在这个时点就体现不出任何政策意义了。

接下来要说的是财政预算。2010年财政收入预算增长8％，支出预算增长11.4％，因此赤字是1万亿元出头。我想说，2009年是十几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长最困难的一年，国家对增值税进行了改革并且增加了出口退税，因此2009年开始几个月的财政收入是负增长。但是到最后，2009年全年的财政收入还是增长了11.7％。现在困难已经基本过去，那么2010年8％的财政收入增长是如何估算的？自1992年以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从来没有低于过两位数，而且不出意外，2010年的经济情况肯定比2009年强，因此2010的财政收入增长，保守地说也不应该低于最困难的2009年。中国财政的总盘子是7万亿元左右，财政收入增长少估算1个百分点，就给财政系统创造了700亿元的自由度。而如何使用财政超收部分在中国是相当灵活的，可以用于追加支出，减少赤字偿还债务，或者纳入财政稳定基金，这基本都由财政系统说了算。2010年的预算财政收入增长，在我看来有可能低估了5～10个百分点甚至更多。也就是说，到2010年末，财政系统可能会超收4000～7000亿元。如果这些钱全部用于冲销赤字也就算了，要是变成了突击花钱，那引起的浪费可想而知，而这不是没有先例的。

下面再讨论城镇登记失业率。首先，谁都知道这个数据本身不包含任何信息量，因为不去登记的人是不统计在内的，它和国际上通行的失业率统计方法大相径庭。其次，这个数据几乎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就业情况没有任何相关性。举例来说，90年代末大量国企职工下岗时，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才3％，2007年经济过热，全年经济增长14.2％，登记失业率反而上升到4％，2009年全年登记失业率都为4.3％，可谁都知道2009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前低后高的大幅波动。在这个背景下，提出在2010年把这个数据控制在4.6％以内，是什么含义？实在难以理解。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数字都存在问题。譬如，信贷总规模控制在7.5万亿元左右和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以内，就是有约束力的。给定2009年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投放的情况，如果政府尤其是央行什么都不做，这两个目标是不会自动实现的。实现7.5万亿元的信贷规模也许还相对容易，毕竟央行可以“窗口指导”商业银行，或者干脆发行定向央票，惩罚那些信贷增长过快的银行，但要实现通货膨胀率维持在3％以内，未必容易。全球大宗商品，包括粮食的价格都在恢复，再加上2009年的价格基数水平较低，如果控制不好，2010年的全年通胀率很容易超过3％。

最后把话题拉回来，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是确保行政机关问责、杜绝腐败的重要条件。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对其审议的文件具有多大约束力，是反映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在事实上具有多大约束力的重要指标。即便从这个狭义的角度考虑，中国的人大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