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他们组成了社团”
玛丽·拉斯克解释道：“如果一支牙膏……也值得每年花两三百万美元来做广告的话，那么对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让人致残的疾病的研究，就值得人们花上亿美元。”正如《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曾经报道的那样，仅仅几年，她便成为“医学研究的神仙教母”。
某个早晨，这位“神仙教母”像旋风一般，突然闯进了世界癌症研究领域。1943年4月，玛丽·拉斯克造访了时任美国控癌协会（ASCC）会长的克拉伦斯·库克·里多（Clarence·Cook·Little）医生在纽约的办公室。拉斯克希望了解这位医生所负责的机构在推动癌症研究方面的进展，以及她的基金会能帮些什么忙。
然而这次拜访却给拉斯克的热情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由医生和科学家组成的专业协会，是一个自满、僵化、行将就木的曼哈顿社交俱乐部。社团每年的财政预算大约只有25万美金，而花在研究项目上的经费更是少之又少。社团资金的筹募，外包给了一个叫“妇女野战军”的组织，而这个组织的志愿者，却无人列入控癌协会董事会名单。对于早已习惯大规模广告轰炸，以及凭借“纸上推销术”吸引媒体关注的拉斯克来说，该协会的工作看起来自由随意、平庸无效，并且毫不专业。拉斯克尖锐地批评道：“这里的医生根本管理不了巨额的资金使用。实际上，他们总是在商业上斤斤计较……在专业领域也眼界狭窄。”很明显，那些人对癌症缺乏一种系统的憧憬。最后，她只是向ASCC捐赠了5000美元，并且允诺她还会再来。
拉斯克不得不开始独立运作此项事业。她的当务之急是要把癌症变成一个公众话题。她避开了大型报社和主流杂志，选择了一家媒体出版商——《读者文摘》，她知道这家媒体最能触动美国人的灵魂。1943年10月，拉斯克说服一位在《读者文摘》工作的朋友，发表关于发现和检测癌症的一系列文章。在几周内，这些文章就引发了巨大的轰动，明信片、电报和手写便笺潮水般向杂志编辑部涌来，这些来信往往都附带少量的零用钱、真人故事以及照片。一位为失去母亲而悲伤的士兵寄来了捐款：“我的母亲在几年前死于癌症……虽然我们正置身于太平洋战争的散兵坑中，但是我们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一名女学生的祖父死于癌症，她在信中附上了1美元。接下来的几个月，《读者文摘》共收到上千封来信，以及总共30万美元的善款——超过了美国抗癌协会全年的预算。
拉斯克被这样的社会反响所鼓舞，她开始着手彻底整顿美国抗癌协会的运作，打算更进一步重振该协会抗击癌症的力量。1949年，一位朋友写信给她：“鉴于国家对这些事实和人民健康的忽视，我们应该实行双管齐下的策略：建立一个由专业人士和外界人员共同参与的长期计划……以及组成一个短期压力团队。”亚尔伯特·拉斯克加入美国抗癌协会的董事会，聘请了一位名叫爱默生·福特（Emerson·Foote）的广告经理加入协会，来使这个组织合理化。福特和拉斯克一样，一开始就被这个协会糟糕的工作方式震惊了。他立刻拟定了行动草案：他要把这个行将就木的社交俱乐部，变成一个组织严密的游说团队。实施这一方案，需要一些实干家——包括商人、制片人、广告人、制药公司主管以及律师，这些人都来自于拉斯克夫妇广泛的社交网络，而不是生物学家、流行病学家、药物研究者或医生。直到1945年，美国抗癌协会管理委员会中的非医学成员数量显著增加，超过了原有成员的数量。这个被人称为“外行团队”的组织改名为“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简称ACS。
这个社团的基调也发生了微妙但仍可察觉的变化。在里多领导的时候，美国抗癌协会曾花费大量的精力，编写关于执业医生治疗癌症标准的记录，其琐碎程度令人不忍卒读（由于提供的治疗方案很少，这些记录并不是特别实用）。而在拉斯克夫妇的管理下，该协会的任务很自然地转向了广告和筹款。仅仅在一年之内，它共印制900万份教育材料，5万张海报，150万套窗户贴纸，16.5万个投币盒，1.2万份宣传广告以及3000个橱窗展示。被拉斯克不留情面地形容为“女士园艺俱乐部”的妇女野战军也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活力、运作自如的筹款机构。捐款数额简直冲破了屋顶：1944年，协会筹款83。2万美元，1945年筹款429.2万美元，1947年筹款1204.5万美元。
金钱，以及公众认可度的转变，必然带来原有成员和新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美国抗癌协会会长克拉伦斯·里多曾一度欢迎拉斯克加入团队，现在却发现自己越来越被“外行人团队”所排斥。他抱怨这些游说者和筹款者“目的不纯、麻烦且野心勃勃”。但是为时已晚。在1945年社团的年会中，经过与“外行们”的一番艰苦决战之后，他被迫辞职隐退。
随着里多的辞职以及董事会的更迭，福特和拉斯克更加势不可挡。为了适应这次接管，社团的章程体制都被重写，这一进程快得几乎像报复（里多）一样，再一次强调了它游说和筹款的行动。标准公司（Standard Corporation）的总裁（同时也是“外行团队”中的一位首要交涉者）吉姆·亚当斯（Jim·Adams）为协会草拟了新的规则，对于一个科学团体来说，这一新规则恐怕非同寻常——“委员会不应该容纳四名以上专业人士和科学家，首席执行官应该是非科学人士。”
在这两句话中，亚当斯简述了美国癌症协会发生的非凡改变。这个社团当时是一颗高风险的重磅炸弹，由一帮“外行”积极分子带头筹款，为医学运动展开宣传。拉斯克是这个集团的中心，它的核心动力、它的“女王蜂”。这些积极分子被媒体称为“拉斯克派”。这是一个令他们骄傲并欣然接受的名字。
短短五年，玛丽·拉斯克就使癌症社团起死回生。她的“短期压力团队”则开足了马力。拉斯克派如今有了更长远的目标：国会。如果他们能得到联邦政府对抗癌斗争的支持，那么他们的战役规模和领域都会以几何级数增加。
乳腺癌患者和抗癌活动家，罗斯·库什那曾满怀敬意地写信给玛丽·拉斯克：“您可能是第一位注意到，为了维持在实验室和医院的战斗，抗癌战争必须首先在国会的支持下进行的人。”但是拉斯克灵敏地抓住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这场战役在被推送到国会之前，必须首先在实验室打响。不过，她还需要一位来自科学界的盟友，发起一场募集科研经费的战斗。在众多广告商和游说者之外，“抗癌战争”还需要一名来自科学界的人鼎力相助，一名真正的医生。这个人，既要理解拉斯克派优先考虑政治的本能，又要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还要拥有无懈可击的科学权威。最理想的是，他/她能专注于癌症研究，但又愿意从这种专注中站出来，在一个更大的、全国性的舞台上奋斗。这个角色的人选，恐怕也是唯一的人选，非西德尼·法伯莫属。
事实上，他们两人的需求珠联璧合：法伯急切地需要一名政治游说者，正如拉斯克派急需一名科学战略家一样。就像是两队旅者的相逢，每一队都带着另一方需要的半张地图。
20世纪40年代晚期，法伯曾在华盛顿与玛丽·拉斯克有过一面之缘；这之前，法伯刚刚凭借叶酸拮抗物的研究，在国内名声大噪。1948年冬天，就在法伯关于叶酸拮抗物的论文发表之后没几个月，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约翰·赫勒（John·Heller）写信给拉斯克，向她介绍化学疗法的理念，和提出这一理念的波士顿医生。化学疗法是一种能彻底治疗癌症的化学方法，正如纪念医院的肿瘤学家达斯提·罗兹（Dusty·Rhoads）形容的那样，是“癌症治疗领域的青霉素”。这一理念深深地吸引了拉斯克。到50年代早期，她经常写信给法伯询问这些药物。法伯的回复洋洋洒洒，详细解释了自己在波士顿所取得的进展。他把这些信件称为“科学论文”。
对于法伯来说，与拉斯克交往有一种纯洁、清亮的特质，亦即他所谓的“净化”。法伯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她，但更重要的是，法伯把自己科学和政治上的雄心也传递给了她，他发现这种雄心很容易在她的眼中得到反馈，甚至放大。到了50年代中期，他们信中所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法伯和拉斯克坦然讨论起他们能否进行一次彻底的、彼此协调的对癌攻击。法伯写道：“一个有组织的模式正在快速形成，比我所期待的要快得多。”他谈到他曾访问过华盛顿，想把国家癌症研究所改组为一支更加强大、更具指导性的抗癌力量。
一位医生曾这样形容拉斯克：她已经成为“国会山的常客”。她顶着一头用发胶打理过的头发，身着招牌式灰色正装，戴着珍珠项链，穿梭于与卫生保健相关的每个委员会和专题小组之间。同样，法伯现在也成了“常客”，穿着干净笔挺的深色西装，学究式的眼镜总是抵在鼻子的上梁，一副酷似国会议员的内科医生加科学家的形象。据一位观察者回忆说，他对医学拥有一种“福音传道士的活力”。“好像在他手中放一把铃鼓”，他就会立刻“开始工作”。
拉斯克在法伯福音传道者的铃鼓声中，又加入了自己热情的鼓点。她慷慨激昂、自信满满地诉说、书写着她的事业，以引述他人的言论及问题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回到纽约后，她雇用了一群助理专门从大量报纸和杂志中剪辑整理关于癌症的文章，哪怕是过时的文章。她不但会通读这些文章，还会在页边一丝不苟地对自己有疑问的地方用小字进行标注，然后每周把这些分发给其他的“拉斯克派人士”。
法伯在给拉斯克的信中亲切地写道：“我给你写了很多次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我日益喜欢的技巧——心灵感应。但是这些信从来没有寄出去过。”从相识发展为熟知，再从熟知发展为友谊，法伯与拉斯克建立起一种协作伙伴关系，一直延续了几十年。20世纪50年代，法伯开始把他们的抗癌战役描述为“十字军东征”。这个词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对于西德尼·法伯，还有玛丽·拉斯克来说，这场抗癌战役的的确确变成了一场“十字军东征”，一场张扬狂热与科学的战斗，唯有这个宗教上的比喻才能领会它的实质。好像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个不可动摇、坚定不移的“治愈癌症的前景”，为此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推动一个甚至不很情愿的国家向这个前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