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遥表同情”
在治疗癌症时，我们要说，对于内服药物不应抱什么信心；只能完全移除受病变影响的部位，别无他法。
——《实用外科词典》（A Dictionary of Practical Surgery），1836年
马修·贝利的著作为手术切除肿瘤奠定了智识基础。如果正像贝利所发现的那样，黑胆汁并不存在，那么外科手术祛除癌症可能确实能让身体摆脱这种疾病。但是，手术作为一门学科，还没有为这种操作做好准备。18世纪60年代，贝利的舅父苏格兰外科医生约翰·亨特（John·Hunter）已开始不顾盖伦的教诲，在伦敦一家安静的诊所为患者切除肿瘤。亨特进行了精心研究，在自家阴暗的兽笼中解剖动物和尸体。但是研究卡在了一个关键瓶颈。亨特可以熟练地切进肿瘤。如果肿瘤是“可以移动的”（他这样描述表层非侵袭性癌症），就可以把它们摘除，而不影响肿瘤下面脆弱的组织结构。亨特写道，“如果肿瘤不仅是可动的，并且可以自然地分开，那么就可以安全地摘除。但是需要非常谨慎，要确定这些继生肿瘤是否都在手术刀可及的范围，因为我们很容易被骗”。
最后这一句至关重要。虽然表述尚属粗糙，但亨特已经开始为肿瘤进行“分期”了，可移动的肿瘤是早期的原位癌。不可移动的肿瘤是晚期浸润型的、转移的肿瘤。亨特认为，只有可移动的肿瘤才值得做切除手术。对于晚期形态的肿瘤，他坦率地提出了一个令人心寒的建议——只能“遥表同情”。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印和阗。
亨特是一位完美的解剖学家，但他的手术理念远远领先于他的双手。他精力充沛，行事勇往直前，每晚只睡四个小时。为了不断地练习手术技巧，不放过动物王国每一个角落里的尸体——包括猴子、鲨鱼、海象、野鸡、熊和鸭子。但面对活生生的患者，他发现自己寸步难行。即使他把病人用酒精和鸦片迷倒后，以极快的速度进行手术，但是手术对象从冰冷不流血的尸体一跃至活人身上后，仍充满了危险。病人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手术中的痛楚，还有手术后被感染的威胁。那些在手术台上经历了可怕的磨难而幸存下来的患者，往往不久之后还会在自己的床箦之上更悲惨地死去。
1846年到1867年这短短的几十年间，人类的两项发现一举扫荡了困扰手术的这两重阴霾，从而使癌症外科医生重拾起亨特曾试图在伦敦力求完美的大胆尝试。
第一项发现是麻醉术。1846年，在距一百年后西德尼·法伯的地下实验室不到十英里的麻省总医院，一个拥挤的外科手术厅进行了麻醉术的公开演示。10月16日上午约10时许，一群医生聚在医院中心的一座中部凹陷的大厅里，波士顿牙医威廉·莫顿（William·Morton）拿出了一个配有吸入器、内含约一夸脱乙醚的小玻璃蒸馏器。他打开喷管，让病人爱德华·雅培（一名印刷工）吸入几缕蒸气。随着雅培陷入慵懒的深度昏迷，一位外科医生走进圆形手术厅的中心，手法巧妙地在雅培的脖子上切了个小口，然后快速缝住一条肿胀变形的血管（被称为一个“肿瘤”，把恶性肿瘤和良性肿胀混为一谈了）。几分钟后，雅培醒来说：“自始至终，我都没有感到疼痛，虽然我知道手术正在进行。”
麻醉让病人告别了痛苦，使得外科医生能进行往往持续几个小时的手术。但术后感染这一障碍依然存在。直到19世纪中叶，这种感染仍非常普遍，而且往往致命，但其原因一直蔚然成谜。1819年，一位外科医生得出结论，“必定是（在伤口中）有一些微妙因素，逃过了我们的眼睛。”
1865年，苏格兰医生约瑟夫·李斯特（Hoseph·Lister），就如何消除巧妙地潜伏在伤口上的“微妙因素”，提出了一项不寻常的猜想。李斯特从传统的临床观察入手：伤口暴露在空气中，会很快变成坏疽；但封闭的伤口却往往能保持清洁、不受感染。在格拉斯哥（Glasgow）医务所的术后疗养病房里，李斯特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伤口从一个发炎红肿的边缘开始蔓延，然后从内向外发生腐烂，并往往伴随发烧、流脓的症状，然后迅速坏死（这是真正的“伤口化脓”）。
李斯特想到了一个远在巴黎看似无关的实验——伟大的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Pasteur）把肉汤暴露在空气中，肉汤很快就变浑浊，开始发酵；而密封在灭菌真空罐内的肉汤依旧清净。根据这些观察，巴斯德提出了一项大胆主张：空气中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菌）落入清汤，滋长，造成了浑浊。李斯特进一步推进了巴斯德的推理——暴露的伤口是血块和裸肉的混合物，根本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巴斯德肉汤”，是细菌生长的天然培养皿。在法国，落入巴斯德培养基中的细菌，是否也是乘着空气落入李斯特在苏格兰的病人的伤口中呢？
接着，李斯特灵光一现：如果术后感染是细菌引起的，那么一种抗菌手段或化学药物也许能起到遏制这些感染的作用。他在临床笔记中写道：“我想到，不排除空气的情况下，在伤口上敷用能杀死悬浮微粒生命的一些辅料，或许就能避免受伤部位的腐烂。”
在邻镇的卡莱尔，李斯特曾观察到污水处理厂用一种味道芳香、含有石炭酸的廉价液体来净化污水。于是李斯特开始把石炭酸糊料敷到术后伤口上。（在他看来，运用污水净化剂处理病人的伤口，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1867年8月，一名13岁的男孩在格拉斯哥某集市上操作机器时，严重切伤了自己的手臂，被送到了李斯特所在的医院。男孩大面积开放性创伤，伤口沾满了污秽，这种情况下会生坏疽。但是，李斯特并没有进行截肢，而是敷以石炭酸药膏，希望保住手臂免受感染。伤口眼看着就要被严重感染，似乎要变成脓肿了。但李斯特坚持不动摇，并加强了石炭酸药膏的用量。一连几周，所有的努力都看似徒劳。但是，就像着火的绳子烧到了尽头一样，伤口开始干燥。一个月后，揭去药膏，下面的皮肤已经痊愈。
不久，李斯特的发明就加入到了“抗癌手术的前线”。1869年，李斯特用一张餐桌做手术台，乙醚做麻醉剂，石炭酸做抗菌剂，为他的妹妹伊莎贝拉·皮姆（Isabella·Pim）切除了乳房肿瘤。伊莎贝拉术后并未发生感染，活了下来（不过最终还是在三年后死于癌症肝转移）。几个月后，李斯特又为另一名大腿上很可能长了肉瘤的癌症患者进行了大面积截肢。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对乳腺癌的手术已经成为李斯特的常规治疗手段，手术范围也延伸到了乳腺之下受癌症影响的淋巴结。
消毒和麻醉这两项技术的突破，让手术化蛹成蝶，从中世纪的桎梏中摆脱出来。有了乙醚和石炭酸皂做武器，新一代的外科医生冲破了曾令他们望而止步的瓶颈，在人体上实现了亨特及其同事当年只能对尸体进行的复杂解剖程序。一个癌症手术的辉煌世纪展现在人们面前。从1850至1950年，外科医生向癌症发起了大无畏的进攻——剖开身体，切除肿瘤。
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是多才多艺的维也纳外科医生特奥多尔·比尔罗特（Theodor·Billroth）。生于1821年的比尔罗特以同样的热情专注于音乐与外科手术的研究。（这两种专业往往携手而行。两者都把手的技艺推向极致；都要随着不断的实践和年龄的增长而成熟；都依赖于灵巧、精确、相对而生的拇指。）1867年，身为柏林大学教授的比尔罗特开始系统性地研究打开人体腹腔、消除恶性肿瘤的方法。直到比尔罗特的时代，腹部手术后的死亡率之高，仍令人望而却步。比尔罗特的研究细腻而有条理：仅仅是为了练习打开和缝合动物和人类尸体的腹部，确定明确而安全的手术路径，他就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反复实践。80年代初，他已确定了手术路径，“目前已经足以证明，开腹手术是可行的”。他写道，“我们下一步所要关注、研究的对象，必须是确定适应症，以及开发适应各种病情的手术技术。我希望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一步，能够拯救那些迄今为止被视为无医可救的不幸患者”。
比尔罗特被任命为综合医院（Allgemeines·Krankenhaus）的教授，该院是维也纳大学的教学医院。他和他的学生开始掌握并运用各种技术，从胃癌、结肠癌、卵巢和食道肿瘤患者的体内摘除肿瘤，希望能治愈身体的癌症。从探索到治疗的转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挑战。外科医生的任务是摘除肿瘤组织，同时保持正常组织和器官完好无损。但比尔罗特很快就发现，完成这个任务，需要近乎像上帝一样的创造精神。
维萨里时代以来，手术一直处于自然解剖学研究的范畴内。但是，癌症经常突破和扭曲人体自然结构的解剖学边界，因此人们必须要找到“非自然边界”来约束它。例如，为了切除癌变的胃的末端，比尔罗特必须在手术后把剩余的胃脏挂到附近的一片小肠上面；要切除整个胃的下半部分，他不得不把剩余部分附加于一截遥远的空肠那里。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比尔罗特已为41例胃癌患者做了这种新型人体结构解剖整形手术；其中有19例患者存活。
这些手段标志着人们在癌症治疗方面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到20世纪初，许多原位限制性癌症（即无转移灶的原发肿瘤）可以通过手术切除。这些癌症包括子宫癌和卵巢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结肠癌和肺癌。如果在这些肿瘤侵入其他器官之前，就施行手术摘除，那么就能治愈相当大一部分的病人。
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显著的进步，一些癌症——甚至看似原位限制性癌症，仍然会在手术后复发，这就需要做第二次，而且往往还需要做第三次切除肿瘤的尝试。医生回到手术台一次又一次地切除，从体内一块又一块地挖除癌症，仿佛陷入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但是，如果在癌症最早期就用能想到的最具决定性的手术来“斩草除根”，又会怎样呢？对于传统原位手术法无力治愈的癌症，如果可以通过一种激进的、积极的手术，彻底掘除其根源，不留丝毫残余，是否可能治愈？在这个痴迷于外科医生潜能和创造力的时代，一刀铲除癌症的想法充满了期望、期待与想象。这样的执念落在蠢蠢欲动、即将引爆的癌症世界里，正像往火药桶里抛下了一只爆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