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不是一个作为独生子的我曾经会去关心的。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在一个男性占据优势的社会里长大，男女平等这件事情很难会进入我的脑子，它对我来说太抽象，太遥远了。但是当我有了自己的家庭，需要和谷主朝夕相处的时候，当我开始思考如果我有了一个女儿，我会希望她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的时候，男女平等这件事就变得十分现实。《同工同酬对女性来说究竟是好是坏？》想要表达的是，如果不去解决男女同工不同酬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光是简单地强性规定男女同工同酬，最后反而可能伤害女性，尽管我是支持男女同工同酬的。

《家务价值和幸福指数》指出了一个我们可能存在的认识偏差，就是我们会低估那些不能用量化指标衡量的贡献。因为社会分工不同，女性对社会的贡献经常会因为难以衡量而得不到足够重视。

《收入凭什么持续增长？》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为什么一模一样的工作在不同的国家会有截然不同的收入？问题的答案在我看来，显然在于这些工作之外的东西。我给出了一个有点精英主义的答案。

《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走向何处去？》其实并没有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想指出，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均可以由很多原因造成。这篇文章把中国和美国做了直接的对比，两国国情截然不同，但分配的差距却有些相似。写这些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考的素材。

《尽所能或取所需》的背景是越来越强烈的对分配不公的抱怨。这些抱怨虽然在很多时候是合理的，但一个冷酷的事实是，尽所能和取所需恐怕很难同时实现，至少在物质尚未极大丰富的人类社会是如此。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兴起，中国的舆论也越来越受到网络讨论的影响。虽然，中国据称已经有4亿网民，但这仍然只是全部人口中的少数，而网上活跃的人口就更少。《公平不公平》想要表达的意思十分复杂，但最主要的意思还是，中国网上的言论，不仅未必能体现中国更多不上网的人的看法，而且也未必能真正反映中国的现实。

“尽所能”和“取所需”，其实在很多时候，是一道选择题：要么“尽所能”，要么“取所需”。

很多人，特别是经济学家，相信自由市场是用来分配有限资源的最好方式。在很大意义上，这是对的。我闭着眼睛都能证明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这个定理说的是在满足一些条件的前提下，自由市场是最“有效”的。有效的意思是能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当然，这些条件，比如说充分的信息、充分的竞争和无外部性，在现实很难完全实现。这个世界充满了信息不对称，几乎时时处处都体现着竞争不充分，而小到抽烟大到全球变暖都是外部性的体现。但这些并不是我这篇文章要关注的，此处我关注的是“尽所能”和“取所需”这两件事情内在的张力，这个连最“有效”的市场经济可能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把一个经济简化到极端，大概可以变为两个过程：生产和分配。最有效的生产，应该能让最合适的人处于最合适的位置，所谓各“尽所能”。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市场能够自发实现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这是没有太多争议的东西。市场相对于其他已知的组织生产的方式来说，不管是计划经济、奴隶制还是别的生产模式，确实被证明能够更好地利用资源，特别是人才。

复杂的是在分配这个阶段。人类的物质生活，在最近这一两百年，与过去上千年比起来要富足得多。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老百姓的生活，特别是农民，只处在温饱的边缘而已，并不比宋朝或者明朝的农民强多少。现在经过改革开放，虽然富足了，但稀缺仍无处不在。这意味着一个非常冷酷的现实：在生产完成之后，如果有人在分配的过程中得到更多，就必然有人在分配中得到更少。有人多吃肉，就必然有人少吃肉甚至吃不上肉。只要肉还没有多到吃不尽，就会如此。这和用什么方式进行分配没有关系，只是一个简单的物理问题。市场，会通过价格来实现分配的过程。有人多吃肉，肉价就会上涨，有人就会对价格产生反应，因此减少猪肉的消费。计划经济可能更简单一点：取决于你能领到多少配额——省级放开吃，厅级管饱，城里的老百姓每人每个月8两，农民就得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点肉腥。很多人觉得市场好，是因为在生产的过程中更有效，从而导致猪肉生产得更多。但这并不能改变在分配过程中“有人多得，就必须有人少得”这个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无论用市场来分配，还是用计划的方式分配，都未必是最合理的。计划分配不合理就不用说了，但市场也有问题，比如说市场并不能避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出现；不能避免少数人住豪宅，很多人住棚户的情况。总而言之，市场并不能避免分配的严重不均。如果有人觉得“取所需”才是合理的分配模式，那市场是不能保证“取所需”的。

让事情更复杂的是，分配模式会反过来影响生产。把话说的极端一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一种强烈的激励方式，使得大家都很努力、很有效率地进行生产，让自己变成“朱门”而不要沦落为“冻死骨”。在很大的程度上，所谓有效的生产，内在就要求分配不均——如果你不给最有才能的人发最高的工资，你很难让所有的人“尽所能”。

因此，“尽所能”和“取所需”，其实在很多时候是一道选择题：要么“尽所能”要么“取所需”。美国，大概是西方发达国家里最“尽所能”的国家，同时也是西方发达国家里以很多尺度衡量社会保护最差的国家：数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新生儿死亡率相对高；预期寿命相对短；教育机会存在巨大的不平等；失业保险比起大多数西欧国家要差很多；对劳动力的保护也相对差；在美国要解雇一个工人要比在法国容易很多等。而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恐怕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平均分配和大锅饭让大家基本上都能“取所需”，这里的所需指的是必需品。但由于没有激励，“尽所能”就做得很差。

“尽所能”或者“取所需”，其实是整个思想频谱上从极左到极右的两个端点。这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没有对错之分。一个坚信市场的人也许会觉得市场分配的结果就是最好的，但他们其实没法证明那就是“最好”的。他们最多可以证明市场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也就是一个经济中所有的人的福利不可能同时变得更好或者不变得更差。但一个独裁国家也可以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你如果不牺牲那个独裁者的福利，就不可能让其他人的福利变好，这完全符合“这个经济中所有人的福利不可能同时变得更好或者不变得更差”，因为独裁者也是这个经济中的一个人。一个坚信平均分配的人可以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也是经济学家庸俗版的罗尔斯《正义论》里描述的分配方式：将福利最差的人的福利最大化。罗尔斯试图从“无知之幕”开始论证这种分配模式的合理性——因为你在投胎之前不知道自己会投胎到什么样的家庭，因此你希望这个社会相对平均，这样虽然你不会投胎到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你也不会投胎到一个十分贫穷的家庭。但罗尔斯也只是在论证，而不能证明。

走极端是容易的，那样就不用面对“尽所能”或者“取所需”之间微妙的权衡和取舍。彻底的自由市场主义者和彻底的平均主义者都是极端的。前者并不在乎“取所需”，如果买不起，你可以“自由选择”不买，没有工作了，你可以“自由选择”不就业。而平均主义者则不愿意承认，在平均主义下是不可能实现“尽所能”的。

但人类社会是不应该走极端的，我们走过，结果并不好看。在多大程度上“尽所能”，在多大程度上“取所需”，将是每个国家和社会都必须严肃面对的选择。对今日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