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沈从文的声誉或许是起伏最大的一个。三四十年代，他是北方文坛领袖，四十年代末，主要因郭沫若「桃红色作家」的指斥，沈从文退出文坛，长期被尘封土埋。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沈从文的声誉鹊起，「大师」的赞誉不绝於耳。人们对沈从文声誉沉浮始末可能略知大概，详情却未必了解。笔者将以往七十余年对沈从文评价变化的若干重要细节作一梳理，以飨读者。

一、退出文坛

对沈从文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刊发在一九四八年香港出版的《抗战文艺丛刊》第一期上。文章斥责他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还说沈从文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同期《抗战文艺丛刊》还刊登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沈从文的《熊公馆》发表在《国闻周报》上，沈从文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是同乡兼远亲。冯乃超的文章说沈从文称道熊希龄的故居以及他「人格的素朴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两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正踌躇满志酝酿宏伟写作计划的沈从文以沉重打击。一九四九年初，北京大学校园里又打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慑於文章标语的凛然气势及对其背景的忧惧，沈从文自杀未遂，从此退出了文坛。

事实上，郭沫若冯乃超讨伐沈从文，只是左翼批评的登峰造极之作，此前此後，对沈从文的类似批评屡见於报章。论者多用阶级斗争理论、典型化理论理解他的作品，如韩侍珩《故事的复制－－评沈从文着〈月下小景〉》（一九三四），贺玉波的《沈从文的作品批判》（一九三六），凡容《沈从文的（贵生）》（一九三七）等，责备他不写阶级斗争，没有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对不同阶级人物缺乏爱憎分明的立场。在三四十年代，沈从文还因「京派与海派之争」，「禁书政策之争」，「『差不多』问题之争」等文艺论战，被左翼批评家批评过；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在创作方面的新探索，也受到他们的种种非议。新中国成立後，新文学逐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学科。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九五四），丁易的《中国新文学史略》（一九五五），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一九五六）这三部学科奠基之作中，沈从文以反面形象「叨陪」其中。论者发展了左翼批评家的主流观点，并将其系统化。随着政治形势日益严峻，沈从文作为一个「落後的」，甚至是「反动的」现代作家，终於从「纯洁的」的文学史上消失了。

二、再受关注

沈从文一生着述浩繁，刚刚出版的《沈从文全集》三十二卷，一千多万字。二十世纪中国产生这样一位作家，是一个奇蹟，他的崇高地位不是谩骂抹黑以及漠视能够抹杀的。

对沈从文文学地位的正面评价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左翼批评同时出现。鲁迅早期虽对沈从文产生过误会，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没有收沈从文的作品。可是据斯诺回忆，鲁迅在与他谈话，回答谁是现时中国最优秀的作家时，提到了沈从文的名字，这说明鲁迅後来对沈从文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另二位文坛巨匠周作人、老舍在一九三四年回答期刊提问，他们最喜爱的书是什麽时，都提到沈从文的《从文自传》。这些关於沈从文正面的议论和态度，包含了一些学术评价的成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一九三四）一文中，更对沈从文的作品进行了分类比较，并尝试确立他在文坛上的独特地位，概括他的作品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的意义。刘西渭在《〈边城〉与〈八骏图〉》（一九三五）中力图提炼沈从文创作的美学特徵，他对《边城》和《八骏图》中诗意和美的发现与品评，给人清新的感觉。但总体来说，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正面评价是零散的，感性的。

七十年代後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拨乱反正伊始，沈从文在经历了长期尘封土埋之後，重新受到重视。这个时期对沈从文的评价明显带有论争性：被激情鼓动着的新锐研究者，要求对沈从文重新评价；保守者从维护传统出发，拒绝接纳沈从文这样的「异端」。两种倾向的冲突酿成多起事件，如一九八○年，丁玲写《也频与革命》，一九八三年，朱光潜的《关於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地位将会重新评价》，都引发了讨论。争论的结果，对沈从文的认识逐渐回到常识和理性的层面。随着沈从文声望鹊起，素称谨严，带有盖棺定论性质的文学史着述，如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一九八四）也把沈从文吸纳进来，在「五四文学传统」中给了他一席之地。自此，沈从文不再是研究的禁区。

在六七十年代内地学术沉寂之时，香港和海外的沈从文研究，在王润华、司马长风、夏志清等学者的耕耘下，一直薪火不灭。八十年代，又一批海外学者如聂华苓、金介甫等，对沈从文进行了更深入、更具创造性和想像力的研究。随着他们的着述在内地传播，他们对沈从文作品中区域文化、历史的考证和研究，以及人物内涵和文体形式的现代性的研究，给内地学者以极大启发。此外，日本的沈从文研究在背景材料的搜集、实物考证等方面也卓有成效。八十年代中期以降，国内沈从文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这些研究主要包括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与湘西区域文化的复杂联系；沈从文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地位，在京派文学中的地位，在乡土文学中的地位；沈从文思想、人物、叙述方法的现代性的研究；文本中湘西世界和城市世界的虚构性、自足性和目的性，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研究，小说文体及语言的研究，沈从文後期艺术试验得失的研究，创作心理研究等等。国内外学者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九十年代後期沈从文在文学史中地位的直线上升作了必要的学术准备。

三、新的座次

由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後期掀起的现代作家重新评价潮，又赶上世纪末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二者合力，催生了一个独特的学术现象：作家排座次。

在文学史的序列中，给沈从文以明确的崇高地位，金介甫是第一个。他在《沈从文传》（时事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七月中文版）引言中写道：「在西方，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他们都认为，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有些人还说鲁迅如果算主将，那麽沈从文可以排在下面。」金介甫反映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西方汉学家的普遍意见。在这段文字中，「少有的几位」、「伟大」的说法，以及和鲁迅并列，都是极高的赞誉。

一九九四年，王一川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卷）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此文库以「文学大师」标目，其小说卷将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等九位小说家的作品收入，却把茅盾等排除在外，由此引起强烈反响。在文库的小说家排名中，沈从文列第二位。编者给沈从文获得如此地位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他借湘西边地风情而对中国古典诗意的卓越再造」；此外，近年对沈从文频繁使用的「大师」称号肇始於此。

一九九五年，钱理群、吴晓东推出了排在最前列的七位现代作家的名单。他们在《「分离」与「回归」－－绘图本〈中国文学史〉（二十世纪）的写作构想》（载《文艺理论研究》一九九五年一期）一文中写道：「在鲁迅之下，我们给下列六位作家以更高的评价与更为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即老舍、沈从文、曹禺、张爱玲、冯至、穆旦。」沈从文在全体现代作家中排名第三。

一九九六年六月，《亚洲周刊》推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二十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排名，遴选前一百部作品。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是海内外着名学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晓明、谢冕、王德威等。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以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

这些产生於二十世纪末的排名，有的针对作家沈从文，有的针对小说家沈从文，有的针对沈从文的个别小说，虽然范围大小不一，却都在二三名之间。在世纪的转折时期，一些作家或被读者遗忘，或被史家遗弃，而沈从文却跻身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杰出作家的行列且名列前茅，目睹这种变化，不禁令人感慨唏嘘。

早在三十年代中期，沈从文就颇为自信地写道：「－－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从文家书·湘行书简》）果然，沈从文的作品经受住了时代风云和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沈从文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刘洪涛